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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虽然有批判理学心性修养的一面，但是并没有发展出新的思维方式，没有产生出实证的科学思维。

因此，人应该认识自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他返回鲁国后，又把此事告诉了孔子。

所谓自然者，不为而成，不执而通，是自在的，又是自为的。这说明，具有批判精神如王夫之等人，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传统思维方式，他们仍然在传统思维的框架里思考人生和世界的问题。但这都是一心之内的事，离不开个体的知虑情识之心。为道之所以不同于为学，就在于它不是建立在外部知识基础上的对象思维，而是建立在直接体悟基础上的主体思维，因为它不需要语言作中介，也不需要经验作前提。因此，他有心小而道大之说。

孟子说，人们丢失了鸡豚之类，知道如何找回来，可是放失了自己的本心即仁心，却不知道收回来，这就太不应该了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[15] 他也顺便讨论到天地万物的所以然之故，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[16]。

儒家孟子也提出故的概念，他说：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。人固然离不开自然界，但自然界也离不开人。恰恰相反，它正需要体验。后来的理学家把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同未发与已发联系起来，决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它们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的不同表述。

恕就是由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[24]。中国历史上没有发展出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，也没有发展出科学分析哲学，而是发展出以人为中心的意义哲学以及内容丰富的实践哲学，正是由这样的思维所决定的。

作为现实的情感意识，它就是天命之性的实现。但是，他没有说明情与性的具体关系。因此，他们普遍认为，四端之情是人性的基本表现。恶可已，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。

从未发到已发，是从潜在的本体存在到现实的具体存在的实现过程，也是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。重要的是，四端之情是主体自身所具有的，不是从外边得来的，只能通过体验才能得到发展并实现出来。他用襟怀、气象、胸次、意思等等来形容这种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乐的境界，说明这种体验不是一般语言所能表达的。儒家哲学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乐的体验。

儒家看见或谈到某种颜色，不是着眼于它的物理性质，也不是着眼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，而是着眼于人的情感需要和道德评价，体验出某种意义。良知作为未发之体，既是道德本体，又是真诚恻怛之心，即真实的心理情感。

乐之者则完全是内在的自我体验和评价，进而变成了自我享受。王阳明也主张在本源上用功，即直接体验未发之体。

程颢说：人之情各有所蔽，故不能适道，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。既然不能滞在知识上，那就只能超越知识之上，以体会为心。这当然不是一般的对象认识，只能是一种本体体验型的存在认知。在中国哲学中，心既是实体，又是功能，既是存在，又是作用，它的意义及用法十分广泛。因此，墨家很重视概念的明晰性、精确性，到《墨经》诸篇，就更加明显。意会就是体验，即直接领悟自然本体的全部意义。

它同概念分析、逻辑推理、形式演绎这样的理性认识不是一回事。仁实际上是对人的自然的心理情感及其体验的一种提升。

这是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

儒家所说的体天地之撰，也不是通过理智分析，认识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，而是体验内外一体、天人合一的本体境界。[76]《象山全集》卷三十四。

由于他提倡性恶，因此并不主张如同孟子那样的体验，而是主张理智上的化性起伪，以理主情。它形成一种稳定的思维模式，即从心理经验中体验出道德感，进而提升为超经验的道德本体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中国传统哲学，特别是儒家哲学，是情感体验型哲学。人的意识和思维则是已发，既思即是已发，思与喜怒哀乐一般[37]。

这个故，就是所以然之故。中国美学中的意境说，就是主体体验型思维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运用和表现。

其实，理学家中有许多人都主张静中体验。孟子所说的理义就是讲内在的道德理性，这又是建立在情感体验和道德评价之上的，正因为如此，对于理义或义理的认识，也就变成内在体验式的自我认识。

其所遵循的思维方式正是由墨子开始并经常运用的客观化思维。他说：不当以体会为非心。

既然能取，即从具体事物中拿出黑和白的东西，就证明黑、白两种颜色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。若乃其情，则可以为善也，如有不善者，则非才之罪也。但是，不说体天地之化，并不是不要体验。[11] 墨子所举，是日常生活中极平常的例子，但问题不在于例子本身，而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。

凡是视觉健全的人，都知道什么是黑、什么是白。王弼的体自然，嵇康的任自然，郭象的与物冥合，都是从自然之性、无为之心出发，进行自我体验的典型说法。

对于理的最终认识，只能靠直觉体验，不能靠概念分析，在直觉体验中自然会产生乐。由是观之，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。

这不仅是美学体验，而且是本体体验，万物一体是仁的本体体验，而仁是心的本体存在。庄子的逍遥游，就是这种体验的最高境界。